帕米爾高原的鷹笛穿過云層，穿透稀薄的氣流，與拼力飛向帕米爾雪山的雄鷹振翅合為一體，與塔吉克族孩子天籟般的童聲交織在一起——這是作家畢然在《雛鷹合唱團》中為讀者創造的一個富有象征意味的視聽意象。這部小說以漢族支教老師為塔吉克族少年兒童組建雛鷹合唱團的故事為載體，構建了一曲多聲部的成長敘事交響。漢族支教老師與塔吉克少年的相遇，不僅是兩種文化的交流對話，更是現代教育理念與邊疆民族傳統的創造性融合。作家畢然以其豐厚的創作經驗，特別是有《樓蘭密碼》《生死樓蘭》等邊疆非虛構歷史文化散文題材的深厚積淀，在兒童文學這一創作形式中，注入了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與詩性的哲學思考。

《雛鷹合唱團》的敘事結構頗具特色。少年香港、馬克、艾山和啞巴女孩妮莎及支教老師伍子健、秦歌，六位不同的敘述者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成立合唱團、與夢想一起飛翔的核心話題，作品呈現出精妙的“蓮花瓣式”美學特征。小說以合唱團的組建與發展為中軸，每一章節如同蓮花瓣般向外舒展，各自獨立又緊密相連，展現不同人物的生命體驗和情感抒寫。這種結構既保持了兒童文學應有的線性敘事的清晰度，又通過多視角敘事豐富了文本的層次感。作品以塔吉克族少年兒童的視角展現了他們對鷹笛、手鼓、鷹舞等民族文化的熱愛，及對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妮莎的視角又為讀者打開了塔吉克族殘疾女孩特有的內心世界。漢族支教老師秦歌和伍子健的視角則傳遞了教育者的理想、情懷與困惑。畢然巧妙地將這些視角編織在一起，如同塔吉克刺繡般繁復而和諧，使小說在保持兒童文學可讀性的同時，具備了復調小說的藝術深度。

音樂在小說中既是敘事的推動力，也是重要的隱喻系統。合唱團的排練曲目從塔吉克族民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到伍子健和秦歌創作的從心而發的歌曲演進，象征著個體成長與民族認同的雙重變奏。畢然對音樂描寫的處理極具匠心，她將抽象的旋律轉化為可感的視覺形象：“那聲音輕盈又悠遠、干凈而通透，好似慕士塔格山上繚繞的白云。”這種視聽結合的通感修辭不僅符合少年兒童的感知方式，更暗示了藝術教育如何照亮邊疆少年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音樂不是單向的傳授，而是雙向的文化交融——漢族教師帶來音樂理論和技巧，塔吉克族孩子則貢獻了獨特的民族音樂記憶，這種互動打破了文化傳播中的中心主義迷思。

《雛鷹合唱團》的文學語言呈現出獨特的韻律美，既保持了兒童文學的明快節奏，又融入了塔吉克族語言的音樂性。畢然在對話中適當使用經過藝術加工的少數民族語言表達，如“海熱提卡”(加油)等，既增強了地域真實感，又不會造成閱讀障礙。在敘述語言上，她善于使用短句和重復修辭模擬童聲合唱的節奏，這種語言風格既適合兒童閱讀，又具有詩性的美學價值，體現了作者對文學形式的高度自覺的審美意識。書中一再出現的飛翔的鷹、鷹舞和雛鷹合唱團的名字，這些意象巧妙地將塔吉克文化圖騰與音樂體驗融為一體。“鷹笛聲聲，從我的胸腔沖向藍得虛幻的天空，沖向慕士塔格山。我看見，無數只鷹在高空中盤桓。”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雛鷹合唱團》對邊疆教育現狀的呈現既有溫暖的亮色，也不回避現實的陰影。馬克因家庭重負想放棄上學，又在放羊的路上背著課本讀書，想去北京求學，又怕路費給家庭帶來困擾，具有矛盾的心理；艾山由于父親去世、母親生病，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一度想輟學打工照顧家人；香港的父親不贊同孩子學藝術，認為“唱歌跳舞忙了半天”，還是“賺不來為奶奶做手術的錢”……這些生活困境細節呈現了塔什庫爾干物質條件的局限和困頓。支教老師秦歌因高原反應導致的身體疾患，無論是流鼻血還是后來的癌癥，折射出現實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背負著命運的鐐銬——一面苦苦求索，另一面又自發地對著太陽起舞、歌唱。小說通過家長對教育的疑慮和渴求，反映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觀的張力。但畢然并沒有將小說陷入悲情敘事，而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展現問題解決的過程：地方政府對合唱團的支持，體現了國家對邊疆教育的重視；民營企業家給予陷入困境孩子雪中送炭的援助，無論是一雙靴子還是一張機票，都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悲憫情懷。在皮勒深山的求學者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執著堅持，則彰顯了生命自身向陽而飛的韌性。這種平衡的敘事姿態，使作品既具有現實主義的力量，又保持了兒童文學應有的希望之光。

在文化認同的構建上，《雛鷹合唱團》做出了富有創新性的探索。小說中的塔吉克族少年不是被動接受主流文化的“他者”，而是積極的文化詮釋者和創造者。畢然通過這種藝術融合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消除差異的整齊劃一，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共生狀態。當孩子們在舞臺上用塔吉克語和漢語演唱時，他們實際上在實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認同——這或許正是小說最重要的當代意義。

從《雛鷹飛向帕米爾》到《雛鷹合唱團》，畢然的創作呈現出清晰的美學發展軌跡。她早期的邊疆題材作品更注重異域風情的展示，而在這部新作中，則更加關注普遍人性與特殊文化背景的交融。這種轉變使《雛鷹合唱團》超越了地域文學的局限，觸及了更為本質的成長命題：如何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時擁抱更廣闊的世界？如何將傳統的饋贈轉化為創新的資源？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塔吉克族少年兒童，也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少年兒童必須面對的課題。

《雛鷹合唱團》的結尾，孩子們站在更大的舞臺上，他們的歌聲“對著帕米爾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對著石頭城上空飄蕩的陣陣天風”。這一場景構成了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成長儀式，標志著邊疆少年從文化邊緣走向中心舞臺的自我實現，這中心舞臺則是所有合唱團演出奔赴的高地——帕米爾高原。畢然以她特有的文學敏感和人文關懷，為我們記錄了這一精神旅程中的淚水與歡笑。在這個意義上，《雛鷹合唱團》不僅是一部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更是一曲關于文化對話與生命成長的動人詩篇。

▲本文發表于2025年5月16日《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綜合書評第7版，發表時有刪改。